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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刊发我院孙书文教授理论文章


2019年08月29日 08:46  点击:[]


近日,《文艺报》刊发我院孙书文教授的文章《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全文如下: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中国现代文论在中国社会复杂进程中发展,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结构与历史发展现实中演进。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艺理论百年历程紧密契合,百年中国文论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借鉴、改造、创新西方文艺理论,汲取、融合、发展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结合、反思文艺实践的曲折历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新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程进行梳理、分析、研究,既是文艺理论综合创新、持续推进的需要,也是面对新的时代节点、面对新的文艺实践,回答时代新问题、迎接时代新挑战,推进理论发展的必然。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从史诗般的新时代到中华民族新史诗,“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筑就文艺高峰,在伟大的时代创作出伟大的文艺作品,这一命题涉及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理论界进行新思考,作出新回答。

真正自觉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肇始于毛泽东,并在他那里形成了第一个经典形态。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取得了一系列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理论成果,在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文艺大众化、文艺生产、文艺接受等多个方面推进了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新时代,新机遇,新挑战,新思考,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在新时代的发展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充分倡导、中华美学精神的积极提倡两个方面尤为突出。

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强调:文学艺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人民,一切荣耀都归属于人民。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风险挑战,顺利实现党的十九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汇集和激发近14亿人民的磅礴力量”。这一强调,进一步凸显了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人民是文艺作品的检验者和评断者等重要论断。充分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典型特色。进入新时代,对“人民”更为丰富的、更注重人民的个体性的解读,显现了理论新的发展,为文艺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看“人民”,也更有了国际化的眼光。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充分强调了“人民”的个体性特点。在以往理论发展的基础上,邓小平基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扩大了“人民”的范围,将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划入工人阶级,同时评价人物的标准不再是基于经济地位的、鲜明的政治性的进步与不进步的评价,而是更加多元化,也更加弹性化。在这一视域中的“人民”依然具有强烈的集体性特点。进入新时代,作为个体的“人民”更加突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

这一判断是中国现代理论中“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理论共同发展的结果,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深厚土壤。“人民文学”理论奠基于也可以说成熟于毛泽东的《讲话》,在革命战争年代将文艺动员群众、打击敌人的政治功能发挥到极致。“人的文学”理论,则与自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上个世纪50年代,巴人的《论人情》、王淑明的《论人性与人情》、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等文章倡导人道主义,“反右”运动到来之际,遭遇批判。新时期,人性与人情又被重提,王若水等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显示马克思主义是最彻底的人道主义。当时的理论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两种说法。马克思主义不等于人道主义,两者虽都以寻求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以最高的鹄的,但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却不同,前者努力改造制度,讲制度的重组;后者努力改造自身,讲个人的解放。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提出与深化,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以人民为中心这一理论的深度,体现为: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文学艺术活动的出发点、落脚点与着眼点,从人的实践的角度来认识文学艺术活动,文艺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想象性、情感性的确证,等等。

倡导中华美学精神,是富有新时代特色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突出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华传统文化相融相合的成果。

中华传统文化研究和宣传的勃兴,在今天的中国已是不争的事实。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见》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有学者认为:“这是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意见》昭示着中华文化的全面复苏和新生”,“自此,传统文化复兴结束了民间自发的阶段,开始进入政府主导的新时期。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因而告别了那种群龙无首、自由无序、泥沙俱下乃至泡沫横飞的状态,走上秩序化轨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经过广义的“翻译”,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这个过程意味着双向的文化交流:不仅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中国形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获得了当代形式。这种转化的深化和发展,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需要,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实现本土化,从而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史实践的强大精神武器的需要。

“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当前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有重要借鉴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给予了许多新的阐释,特别是提出了“中华美学精神”概念,强化了中国优秀文艺传统和文化遗产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和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要求文艺工作者“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优秀作品。“中华美学精神”再一次描绘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底色、根基与取向,指引当下的文艺理论建设要体现中国的文化元素和理论色彩,杜绝用西方标准来剪裁和衡量我国文艺和文艺作品,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切实落到实处。“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文质之美”“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心灵之美”“美的发现”“美的创造”“美学精神”等美学范畴和词汇,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表述增加了美学光泽,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提出了不少新的课题。

“中华美学精神”作为新时代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一方面明确地把当代中国文艺的发展同新的时代、新的条件下大力传承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联系在一起,突出强调了当代中国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在精神层面所应持守的“中华立场”,也就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另一方面,这一命题在被赋予深刻价值的同时,对当代中国文艺内在的美学追求也作出了规定,从实践层面进一步明确、强化了对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的价值构建要求。

包括新的文艺实践在内的新的社会实践铸造新的文艺理论,推进文艺理论实现新的发展,同时,新的理论发展又必然影响到文艺发展实践。比如,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理论家们如李大钊、陈独秀,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如郭沫若、茅盾等人,他们所指称的“人民”更侧重于工人,受到这些看法的影响,上个世纪30年代的作品中很少涉及农民,茅盾创作的“为人生”的文学,很少见到农村和农民的踪迹,他“为”的是没有农民的“人生”。这与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产生脱节,五四前夕真正产业化的工人大约200万,不到总人口的千分之五。毛泽东将“人民”确定为“工农兵”,还包括可以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这一定义使当时文学的面貌有了改观。新时代对“人民”更具个体性的指称,也必然会为文艺的飞翔提供更为广阔的天空。

面对铸造新民族史诗重任,当代文艺理论、也即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当代发展面临着重要任务,概括地讲,既要“入乎其内”,还要“超乎其外”。

“入乎其内”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要面对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文艺发展的实践,勇于推进新理论。例如,科技促进文艺的新变,典型地表现为,网络、人工智能对文艺的改变。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技术与传统文艺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与交流。在网络技术的强力推动之下,网络文艺发展速度惊人,表现在海量的文艺作品、众多的文艺形态、惊人的受众数量、蓬勃的网络文艺产业。同时,对网络文艺这种新兴的艺术形态的质疑也时时出现,批评的焦点聚集在:整体质量偏低,泥沙俱下,良莠不齐;过分类型化,同质化突出,创造性弱化;接受者与创作者关系错位,拼凑、抄袭现象严重。网络文艺要发展,要处理好文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不要让网络文艺成为炫目而又空洞的技术展示平台;要处理好文艺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不要让网络文艺成为唯市场而动、哗一时之宠的文艺“商品”;处理好文艺与大众化之间的关系,不要让网络文艺成为唯点击率之马首是瞻的廉价玩物。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诸多理论都能给予这些问题以丰富的借鉴。

“超乎其外”,则是指要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建设汇入“学术中的中国”的融铸之中。“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融铸“学术中的中国”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本来”是“根”之所在,体现为我们坚守的马克思主义与传承创新的中华传统文化。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当代世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发展的旨归所在。

原文链接: http://wyb.chinawriter.com.cn/content/201908/26/content511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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